具有基斯通警察的本领。他们不断放置一些未能爆炸的炸弹，策划一些自己人犯下错误的行动，而且一般总是自己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但他们是很英勇的人，他们的行为是复杂而动人的。隆不以他们为然，这种见解在德国并不普遍。我得到的印象是，隆因为自己没有加入而感到内疚，因而在表示异议时过甚其词。

摘自《一个犹太人的旅程》七月二十三日今天，拉姆领着导演这部影片的那个荷兰犹太人在区里察看。电影剧本规定，要在幼儿园拍摄一个大场面。娜塔丽知道他们要来。她告诉我，等两辆汽车驶到时，她紧张得几乎要虚脱了。但是拉姆听到路易斯死了的消息，却丝毫不以为意。“”太不幸啦。那么用一个其他的小家伙吧。“这就是他说的话。”挑一个活泼的，把你的孩子唱的那支法国歌教给他。‘在他看来，这孩子患斑疹伤寒死去是合情合理的事。他没加以安慰，自然也不疑心有他。当然，我们必须等着瞧。他也许还会调查一下。目前，真感到莫大的宽慰。

也许，娜塔丽凄凄惨惨采取的预防措施没一件是必要的：她卧室里放着的路易斯的骨灰瓮，追悼的蜡烛，跟拉比就哀悼程序进行的商议，上会堂去念祈祷文，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但是这些事使她心头平静下来。她用不着装模作样！持续的捉摸不定，使她有点儿支撑不住了。三星期过去，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只有那份正式的死亡通知，以及火葬场的那个听来可怕的提议：叫她出一笔代价去领骨灰。娜塔丽房间里放的也许真是路易斯的骨灰，谁知道呢？当然，我们并不相信，可是这件事自始至终一直太叫人相信了。

（啊呀！这些骨灰究竟是谁的呢？）

战事新闻变得令人鼓舞。人们每天醒来，总急切地探听最新的消息。从党卫军营房偷偷传递进来的德国报纸，大家现在总热切地互相传观，因为这种报纸成了振奋人心的源泉。凡是戈培尔的报刊承认的，一定总是真实的，而新近有些报道使人惊异快乐得两眼放光。德国将领中的一个干部设法想杀死希特勒，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我在新闻贫乏的《人民观察报》上看到一篇详细的记载，他们对那个“疯狂的叛徒小集团”沸腾着道义上的愤慨。显然，德国军队的士气正在低落下去。在遥远的太平洋上——又是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消息——我们的海军在攻占马里亚纳群岛时取得了另一场胜利，这使日本进入了美国B－29轰炸机的航程，日本政府倒台了。

同时，疯狂的美化运动狂想曲又在全部上演。排练，修改，兴建更加虚伪的特莱西恩施塔特娱乐场：河畔的一片公共“河滩”、露天剧场以及天知道还有些什么别的。这部影片是天赐的一个苟安时期。准备工作需要一个月，拍摄又需要一个月。德国人全力以赴，就象他们对待美化运动那样。倘使柏林正在土崩瓦解的政权中没人想到取消这部影片的话，那么俄国或美国坦克闯进波胡索维斯门时，摄影机可能还在愚蠢地拍着。

因为英美人终于从诺曼底的桥头堡突破出来。德国报纸上提到了一个新地名圣洛，说在那一带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在东线，随着苏联军队深入波兰东部，德国公报中充满了我青年时代所熟悉的老地名。平斯克、巴拉诺维济、捷尔诺波尔、利沃夫——重要的犹太居民城市、著名的犹太教法典学校以及显赫的哈西德教派的乡土——全被红军重新攻克了。

由利沃夫按直线计算，到特莱西恩施塔特大约只有四百英里。

过去三星期中，俄国人推进了两百英里。三星期中。

这是一场竞赛。由于这部影片，我们有了一个机会。纳粹爱好粗制滥造的欺骗行为，这一回为了这个，可得感谢上帝！八月六日我被选中了去撰写这部电影剧本，因此这份记载中出现了这个空隙。我提议采用一个简单、生动的连贯性主题——犹太区进进出出的流水——心想某些聪明的观看人也许会理解“水闸”象征的意义。导演一语不发就领会了这层意思；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了。那个笨蛋拉姆予以批准。他对这项拍摄电影的计划象幼儿那样高兴，尤其在为河滩场面挑选游泳的姑娘这件事上。

路易斯仍然没有消息。一点儿消息也没有。他一住进医院就失踪，到昨天为止已经一个月了。娜塔丽在云母工厂干了一天的活儿后，沉重地缓步走到幼儿园去排练这部影片。她不吃东西，始终不提路易斯，人显得瘦削憔悴、若有所思。几天以前，她在万分绝望中走到医院去，要求跟开路易斯死亡证的那个大夫谈谈。她被很粗暴地打发了回来。八月十八日拍摄开始了。我跟四个合作人一起，日日夜夜在改写那部笨拙的剧本，经常不断地受到那个蠢材拉姆的干涉。没有喘息的时间，不过为了这部影片，还是得感谢上帝。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已经冲了出来，云集在法国，并且在一个叫作法莱斯的地方包围了德国军队。英国广播公司讲到一个“西方的斯大林格勒”这时候，盟军也已经在法国南部登陆了；那儿的德军正在惊慌失措地撤退。“法国南部燃烧起来了，”自由法国电台说。俄国人已经到了维斯杜拉河。他们的重兵集结在华沙对岸的普拉加。波兰人正举行起义反抗德国人。华沙市内发生了血腥的巷战。人们的希望越来越光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