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笔记。我和长老们一块儿摆好姿势，另外又单独照了一张照片。记者跟我，还跟其他人谈话。我相信，这两个一定是真正的新闻记者，他们一定会带着一篇很有说服力的报道离开——一篇连他们自己也会相信的、有关管理犹太乐园的犹太委员会的报道。这个委员会是一群神情安详、衣冠楚楚的出色人物，其中还包括《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的作者，著名的埃伦。杰斯特罗博士。

这样公开利用我的姓名和让我露面，就摆明了：我和娜塔丽已经无法通过外交途径获得援救了。就算这篇报道是供欧洲人阅读的，美国方面慢慢肯定也会听说到它。我给特莱西恩施塔特增添的这一点儿光彩，似乎已经超过了国务院为了我们这件事所能给德国人增添的麻烦。公文的往返可以一拖几年。在这种徒劳无益的进程能收到任何成效之前，我们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在我下笔写到抵销这种种惊恐、痛苦和屈辱的那件事——我堂弟班瑞尔的死里逃生以前，我还想对上面这件事写下几句话。

我活了六十五年，简直没受到过什么粗暴的体罚。实际上，我所记得的最近一个例子，还是在奥斯威辛的犹太教法典学校读书时莱撒尔拉比打我的那下。那一次，莱撒尔拉比可以说是一下把我的犹太人身份打掉了，而这次一个党卫军军官又把我踢了回去。我回到房间后所做的事，除了对我自己外，对任何人也许都没什么意义。自从离开锡耶纳的时刻起，我一直带着一个隐藏得很好、专备急用的小钱包，里面藏着钻石，以及我少年时代改信天主教的文件的照片。感谢上帝，因为我们算是“知名人士”所以还没被搜过身。我把这些折叠得破旧的、日期为一九零零年的文件取了出来，撕得粉碎。今天早上，我大约五十年以来第一次戴上了经厘。我是从隔壁一个虔诚的老人那儿借来的。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上，在我余下的有生之年里，我打算一直戴下去。

这是不是重新皈依了古老的犹太上帝呢？这且不去管它。我教授犹太教法典，当然并不是为了这个。我是不知不觉教起来的。图书馆里的年轻人问我一些问题。提问题的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小组，我发现自己也喜欢这套高雅的逻辑老把戏，于是慢慢便成了常规。当我把那些经匣，那些里面装着摩西语录的陈旧、污黑的皮盒子缚在头上和手上的时候，它们对我并没什么智力上或是精神上的振奋作用。事实上，虽然我独自一个成还是觉得自己装腔作势，傻里傻气。但是我还是要这么做下去。这样我便答复了艾克曼。至于那个古老的犹太上帝，他和我都有账要算，要是我得说明我的背教行为，他就得说明一下特莱西恩施塔特。耶利米、约伯和《哀歌》都教导说，我们犹太人将奋起应付大难。所以要戴经匣。就让它这样下去吧。

这正好说明了人的天性——至少说明了我个人的愚蠢，因为多少年来我一直不肯相信关于纳粹残酷迫害犹太人的报道，甚至不愿相信我亲眼目睹的事，可是现在我确信最最可怕的报道全是真实无讹的。怎么会起了这么大的转变？有什么比我跟艾克曼和布格尔的这次会见更有说服力呢？

说到头，我在这儿已经看到过不少德国人的残暴行为了。我看到过一名党卫军士兵用棍子把一个老妇人打得跪倒在雪地里，只不过因为她在叫卖香烟头的时候给他逮住了。我听说过孩子们因为偷了食物，在小堡里给活活吊死。还有就是那次人口普查。三星期前，党卫军把犹太区的全体居民押到田野里去，在凛冽的寒风中把我们点了一遍又一遍，时间长达十二小时，而且在那个下雨的夜晚竟让四万多人在露天里站着。在那一大群饥寒交迫的人中，传播着谣言说，他们将在黑暗中用机枪把我们全部打死。于是许多人朝着城门蜂拥奔逃。娜塔丽和我避开了人流，平安归来，可是我们听说第二天早上田野里满是被踏死的老人和孩子雨打雪盖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