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我的妹妹差一点儿遭到凌辱。倒是日本军队，在紧要时刻救了我一家。所以说，是非有时候是可以超越国界的。”

当着松冈的面，夏侯舒城同方索瓦发生了争论。夏侯舒城说“方索瓦先生不应该把自己一家的遭遇同民族的遭遇混为一谈，也不能把民族中的一些败类理解为整个民族。这样一叶障目，对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是不公允的。”

方索瓦说“可是这个民族是何等的不堪一击啊，我听说鲁庐战役，日本军队仅仅以不到一万人的兵力，将抗日部队十万余人打得落花流水。”

松冈微笑插话“是有这么回事。”

方索瓦说“联想到当初沿海渔民背着八国联军来打中国，我就心灰意冷，战争失利不是偶然的。”

夏侯舒城说“这个问题很复杂，民族是由人组成的，说到底民族的缺陷是由个人的缺陷堆砌的，民族的懦弱也是由个人的懦弱积累而成的，包括你和我的懦弱。我们今天都在松冈先生的支配之下，都在为日本人做事，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当然民族的懦弱也好，明哲保身也好，见利忘义也好，归根到底是由生存状态决定的。不能把账算到老百姓的头上。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连活着都成问题，他当然不可能去忧国忧民，他拿什么去救国啊？只有国家独立，才有可能改良政治，发展经济，提高国计民生水平。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他自然要守护自己的家园。”

方索瓦说“其实，我跟夏侯舒城先生的认识是相同的，苛政猛于虎，百姓不爱国。区别在于怎么办。老蒋号召焦土抗战，天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听起来其壮烈令人怆然涕下，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今的中国，虽然政府是一个政府，可是派系多如牛毛，国民政府根本拢不住四分五裂的局面。所以我认为，与其乱成一团，不如打散重铸。”

夏侯舒城说“中国并不是国民政府的中国，也不是军阀的中国，而是中国老百姓的中国。王朝之争，集团之争，党派之争，信仰之争，都不能超越国家利益。方先生说国民政府控制不住中国的局面，我同意这个看法。因为国民政府本身就是脆弱的、无力的。那么，用什么来收拢民族意志呢？在救国这个旗帜下，比依赖信仰哪个政府都更有说服力和感召力。”

松冈插话说“夏侯先生不能始终对本国抱着敌意，口口声声救国抗日，我们来建立‘大东亚共荣’秩序，完全是为了帮助贵国摆脱困难局面，拯救民众于倒悬。你说的救国，是不是要把我们打出去的意思？”

夏侯舒城说“松冈先生，我说的救国，就是说，当我们的国家富强了，也可以到你们那里去帮助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但是我现在不想讨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问题。我只是想说，中国人的问题，最终需要中国人来解决。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同样，没有谁能够拯救我们，决定我们是否能够站起来的，也只能是我们自己。”

松冈的脸色极其难看，说“我们到中国来，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作扶上马，送一程。有何不可啊？”

夏侯舒城说“松冈先生，虽然你是日军大佐，但我们都不是决定国家命运的人，我们在这里夸夸其谈是没有意义的。我只是想同方索瓦先生切磋，不能妄自菲薄。即便我们现在同松冈先生合作，我坦白地说，那也是在利益的支配下的互相利用，还有个人交情。这同根本上否定国家是两回事，同卖国更是两回事。”

方索瓦反唇相讥，问夏侯舒城“那么夏侯先生跟日本人合作，难道是救国？”

夏侯舒城顿时语塞，沉吟一会儿才苦笑说“我承认在行为上我有见利忘义的举动，因为我是商人。但在思想上，我不能鄙弃自己的国家。”

松冈和了一把稀泥说“夏侯先生，不管你怎样坚持对‘皇军’的成见，但是，‘皇军’还是很看重你的人格和风度。你和方索瓦先生都是爱国者，其实‘皇军’也很器重爱国者，很尊重爱国者。热爱自己的国家是天经地义的，是理所当然的，是责无旁贷的，哪怕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可以在战场上厮杀，但我从内心还希望我们的敌人是爱国者，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自尊，甚至是强大的和智慧的。在这一点上，二位都是当之无愧的。但是爱国的方式不同，夏侯先生坚持不同‘皇军’在经济以外的领域合作，这是一种爱国；但是方索瓦先生希望借助日本文明的政治发展中国文明的经济，这也是一种爱国方式。有时候卖国也是为了爱国。也许你们是殊途同归，我希望你们好好合作。”

夏侯舒城说“这一点松冈先生可以放心，探讨问题不妨碍做生意。”

方索瓦也表示，可以同夏侯舒城很好地相处。

不久，松冈向方索瓦提出，以桃花坞原区公所的二十个兵丁和方家的十名家丁为基础，增加人员装备，建立桃花坞别动队，由方索瓦出任司令。方索瓦欣然允诺，但提了两个条件，一是名称不能叫别动队，可以叫自卫团，手里有几条枪报仇、有几个人看家护院就行了；二是自卫团成立后，河田大尉手下的日军就不能再留在桃花坞了，既然是模范区，驻扎日本军队不伦不类。

松冈大佐反复掂量，最后还是同意了方索瓦的条件，并且答应给方索瓦拨发一批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