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这个问题比较棘手，虽然只是陈埠县的问题，但这里涉及到许多政策问题，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各种关系比较微妙。合作是合作了，但毕竟不是一家人，合作还有个分寸的问题。凹凸山的历史特殊，过去是官匪一家、兵匪一家，现在是国、共、匪、伪，错综复杂。还有，虽然同是从江淮军区派来的干部，但他对江古碑和李文彬的做法有保留，他们过于理想，也过于激进，在全民族统一抗战的前提下，去搞那种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似的革命，去建立什么“凹凸山的巴黎公社”简直是异想天开，也不符合当前的政策和策略。但是让窦玉泉为难的是，杨庭辉和王兰田对于江古碑和李文彬的做法并非不知道，不仅默许，而且支持。他是个吃过亏的人，在川陕肃反的时候他差点儿被杀掉，回到江淮军区，又反过来被当成某某某分裂主义分子被审查过。革命的理想和目标是崇高的，但是实施的过程是云诡波谲的，在陈埠县的问题上，持肯定和否定的态度都不一定正确，并不是非此即彼。

窦玉泉苦思良久，还是一言不发，最后只说了句：“这件事值得重视，还需要认真研究。大家各抒己见吧。”

窦玉泉可以王顾左右而言他，王兰田却不能，在这样的会议上，如果他保持沉默，这种沉默本身就是态度。王兰田也想了一阵子，说：“刘汉英和姚葫芦的态度我们不能不重视，因为，不予理睬，可能会使矛盾激化，尤其是姚葫芦，他要是把视线主要集中在凹凸山南，可能…在军事上，可能…对我们不利…”

王兰田的话还没说完，张普景立即打断了他的话头：“老王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就是要同敌人斗争的，我们还能在汉奸面前低头吗？”

王兰田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们现在实力还不是很雄厚，不能惹火烧身。”

从内心讲，窦玉泉是很赞成王兰田的意见的，从凹凸山的形势看，各方势力都在积攒精力敛翼待机，如果因为陈埠县的问题，将敌伪的注意力集中在凹凸山南，刘汉英本身就居心叵测，一旦开战，势必袖手旁观，游击支队的这点兵力将会受到重创，的确不是明智之举。但窦玉泉不会把这个意思说出来，他知道，杨庭辉不是书呆子，杨庭辉不会不明白个中利害关系，只要不是逼到绝处，他就没有必要充当出头鸟。

杨庭辉终于发言了。杨庭辉说：“陈埠县的工作我是支持的，李文彬同志做了相当的努力，局面开展得很好，尤其是武装建设，功不可没。但是，现在情况有了变化，有些人被触动了，我们得有策略，硬顶对我们不利。我看是不是这样，那个尤县长，还是让他当他的县长。没收商会的财产，可以还给他们一部分。这样，可以暂时稳住姚葫芦。但是，抗战先锋队已经建立，不必撤消，这一点，我们不必解释，这是抗日的需要，一切都是在抗日的旗帜下顺理成章的，刘汉英作为凹凸山特别行政公署专员，他没有理由反对，就是心有异议，也不敢摆在桌面上说，我让他有苦说不出。”

张普景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多让步，难道是被敌人吓破胆了吗？我们应该坚持，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我们有我们的原则，不能妥协。”

杨庭辉说：“同志，斗争是要讲策略的，而眼下我们最重要的策略就是发展我们的武装。只有当我们的武装力量相当壮大的时候，原则才有可能坚持得下去。如果我们一味蛮干，同敌人拼个鱼死网破，那就是葬送我们的实力。”

这次会议做出了三条决定，一是陈埠县还政于旧政权尤县长的班底，退还陈埠县商会被没收的部分财物，并且由杨庭辉亲自出面，安抚尤县长和一帮子士绅们。二是陈埠县的“苏维埃”政权暂时转入地下活动，兵工厂设备送交游击支队。三是以原抗战先锋队骨干分子为基础，成立陈埠县抗日游击中队，并公开向国民党凹凸山行政公署报告，申请武器装备和军饷——至于能否落到实处，则另当别论。

刘汉英有两个没想到，第一是杨庭辉等人会做出这样的让步，眼看已经红红火火的陈埠县赤色运动转眼之间就偃旗息鼓了，按他的经验，共产党善于星火燎原，像这样自己泼自己的冷水，不是共产党的性格——可是凹凸山的共产党就是这么出其不意。如此，让杨庭辉的部队见恶于姚葫芦，并借姚葫芦的手削弱杨庭辉的如意算盘也就很难拨动了。

刘汉英的第二个没想到是，杨庭辉居然明目张胆地又在陈埠县成立一个抗日游击中队，而且装出一副依靠国民政府的样子，向他报告，以争取合法。刘汉英当然不会情愿给这个中队军需粮饷，但是，他又知道，不管他承认与否，土八路的那个中队是不可逆转地成立了，他不承认又能怎么样呢？八路军的队伍说发展就发展，压根儿就用不着征得他的承认，这一次之所以报告了，是给他一张脸，他要是一本正经地不予理睬，就是给脸不要脸了。

前思后想，刘汉英最终还是决定把这张脸要过来，派了一名军需官，带上一门破钢炮和十条汉阳造，前往陈埠县宣读他的手谕，嘉勉陈埠县抗日游击中队奋勇杀敌，为党国效忠。

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