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跑开，找一个没有人的角落里去悄悄的哭。

林校长送我到火车站，站在月台上的车窗外面望着我。我坐在车内，倚着窗，对着妈妈这位多年的老友，我有满怀愁绪，而又默默无言。只因为前途太渺茫，太未可预料，这份沉重压迫着我，使我无法说话。林校长也一反平日的豪放情，而显得奇的沉默，大概她在为我难过，为妈妈难过，也为她自己难过…她竟无力照顾一个老友的遗孤。一声汽笛响“轰隆”一声，车蠕动了。林校长把伸了过来，喊着说：“忆湄！要写信哦！”“我知！”我也喊：“再见！林校长！”

可是，而今“那一天”终于到我前了。我行中有妈妈临终前三天所写的一封信，嘱咐我面给罗教授。信是妈妈亲手封好的，我不知里面写些什么，我猜想，无非是托孤的意思。妈妈一生好，从不肯向人低或请求什么，没料到她走到生命的尽，却必须向一个多年未谋面的朋友，请求收容她那“长不大”的女儿！

“长不大”的女儿！妈妈常常问我：“忆湄！什么时候你可以长大？什么时候你能懂事，不再是个躁躁的小女孩？”

“名地质学家罗毅博士昨日携眷由港来台，将应聘为×大教授。”

我不胜依依的再回看了一。这间只有六席大的教员宿舍！我和妈妈度过了十二年光的地方再见了！一瞬间，我鼻中酸楚而泪模糊了。“忆湄！”有人叫我，我回过来，我面前竟黑压压的站着一大群人，张老师、魏老师、何老师…几乎所有妈妈的同事都来了。我了一气，把泪了回去，我应该变成一个大人了！了背脊，我走上前去，和他们一一握别。我表现得那么沉静，那么稳重，简直都不像“我”了。我接受了无数的祝福，也喃喃的说了许多激的言语。最后，我终于走了××小学的大门，离开了我居住多年的地方。

“看他们？”妈妈愣了一下。“不！何必呢？他们很得意，我去倒显得…”妈妈把话咽住了，对我警告的说：“忆湄！你又了一地的烧饼渣！”

“再见！…”林校长不由自由的追了车几步，又传来一句话：“忆湄！学着自己照顾自己！从今起，你是个独立的人了！”车驰远了，林校长瘦瘦的影消失在我模糊的视线之中。是的，我是个独立的人了，换言之，我是个无依无靠的人了。罗教授，他会成为我的倚靠吗？他会接纳我吗？仰靠在椅背上，凝视着车窗外飞驰而去的青山绿树，我是更加迷惘沉重了。远在五年前，有一天早晨，妈妈放下了早报，长长的吁了一气，怔怔的说：“罗毅…居然来台湾了。”

这消息引不起我的兴趣，那时是暑假，我正计划和同学游大贝湖。抛开了报纸，我不经心的问：“你认识这位教授？”“以前认识，在大陆上。我和他太太是好朋友。”妈妈说“许多年没见过了。”“你要去看他们吗？”我问，吃着烧饼。

正像妈妈说的，我是个不大肯面对现实的“孩”或者由于我是妈妈的独生女儿，未免从小有儿，养成了任何事情都不能承担的习惯。因此，虽然我很清楚的明白，妈妈患上了绝症，迟早要抛开我而去，但我拒绝去想它，拒绝去谈它，也拒绝去承认它。每当妈妈提起她后的事，我就跺着脚嚷：“没有那一天，永远没有那一天！”

小女孩！我但愿永不长大！永远缩在妈妈的怀里，任何事情，有妈妈帮我作主，我只要吃饭、睡觉、念书、和笑！可是，妈妈去了！在失去笑的这一段日里，我觉得我已经“长大”了！最起码，我已被迫去面临那许许多多无可奈何的“现实！”车窗外面，黑夜已在不知不觉中来到，旷野中，偶尔有的灯火在闪烁。车辗过了原野、城市、村庄，把我带向一个未可知的命运。车误了，抵达台北时已将近十一了。下了火车，提着我的箱，走了火车站，站在车站门

“罗毅是谁？”我问。“一位地质学家。”妈妈淡淡的说，开始吃她的早餐，我把报纸拉到面前来，看到一条不大不小的消息。

必于罗教授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以后妈妈再也没有提起过他。我呢？在几分钟之后就把他抛到九霄云外了。一直到三个月以前，妈妈已证明患上了癌，我们母女都已很清楚的明白，死亡的影正笼罩着，随时可以降临。妈妈有一天让我去寄一封信，信封上收信人的名字是罗毅，地址是台北罗斯福路×段×巷×号。我寄了信回来，妈妈才和我谈起罗毅。“他是一位学者，和我们是世，假如我有什么不幸，他是我唯一想得来，能够照顾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