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女孩打断洋，问：“会跳现代舞吗？”

洋边舞边摇头。

广州女孩打了个呵欠，说：“不会现代舞怎么行？你这种舞太土，泥巴味重。”

洋红了红脸，笑笑也就上床去睡了。

洋仍然每天唱山歌，跳家乡舞，甚至热情地要教我们。这种盛情已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能力，大家在难却之时便有些手足无措，背后颇有微辞。

洋向辅导员自荐说要当文艺委员。班干部在大学里的地位举足轻重，谁都知道这一点，谁都不是傻瓜。中文系的女孩历来人多数众，个个都挺瞧得起自己，文艺委员一职也炙手可热。辅导员宣布鹿死洋手的那天，班上一女孩站起来考洋：你知道卡拉扬是谁吗？

我知道底下一定还有女孩要问：你懂高雅音乐吗？懂艺术摄影吗？懂怎样跟上衣饰时尚吗？懂怎样鉴赏梵高和达·芬奇吗？

总之一句话，洋压根儿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人。那次班上组织看《霸王别姬》，回来有人问洋感觉怎么样，洋脱口而出：很棒！那么惨，我都哭了。

大家默然。“哭便是评价一部作品好坏的标准吗？”一北京女孩冷冷地抛出一句。

洋从一个穷乡僻壤考上这所名牌大学所付出的功夫和努力可想而知。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进中文系，舞文弄墨绝不是洋的强项。洋曾对我说，很小的时候，有人给她算过命，说她日后会成为一小说大家。她说这话的时候，满脸是庄重、虔诚和自豪。我听了只是笑笑，不知道我这笑含有多少不经意的讽刺。

洋的文艺委员当得很辛苦。洋说中文系的学生应该活跃一些，浪漫一些。又说中文系的学生必须学会跳舞，既为娱乐，也为日后的工作。洋组织班上开了几次舞会“吁请”女生手把手地教男生，权作“扫盲”结果每次均不欢而散，女生对如此接触异性毫无兴致，甚至抱怨洋这种毫无意义的频频打扰。于是每次几乎就只剩洋在那儿一个一个教，孜孜不倦的模样，接着喉咙便哑了几天。而我们班的女生人数以极大优势超过男生，于她们而言，其他女孩的美丽对自己除了刺激，很难再有其他。洋想在中文系立足吗？且看你的笔杆子摇得如何，其余一切免谈。

洋身旁环绕的男孩之多令所有正常心态的女孩望洋兴叹。然而洋一直是座铜墙铁壁，任男孩火力再猛，也无法攻陷。洋说，她是为了心中从小对自己的承诺。我暗想，洋的承诺难道就来源于某个算命先生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吗？

我无法理喻洋的执着。我不否认我怀疑洋这份执着的盲目。

日子悄悄地滑过。许多男孩早放弃了追洋的这段梦想，纷纷放眼校园。他们对洋日益的成熟与美丽抱以静观默视，似乎不再起一丝波澜。人性的虚荣提醒人们，对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就别再以为它是好的，姑且认作它是酸的又何妨？

一群男生和一群女生在这种情形下达成了对洋的共识：洋只是刘伯温笔下的柑橘。时值班干部改选，民主投票，洋只得到了个别男女生的支持。新文艺委员来自无锡某富得流油之地，时髦新潮，迪斯科跳得疯狂之极。

洋于是缄默起来。寝室里没有了昔日爽朗愉悦的欢笑，安静了许多；新任文艺委员也没有什么新举措，文艺活动骤然减少，大家反而觉得清静安定，于是又井然有序地生活下去。

班上同学已将洋渐渐忘却。个人在宇宙中何其渺小，个人没有永远，地球却一直转着。即便伟人也不可能时时被凡人惦记着，可况早已不是公众人物的洋。洋每日回到寝室便独占一隅，要么捧着英语字典，要么捧着美学、哲学专著，页码一天一天地往后翻。一副耳机隔开了她和寝室的一切。质量不太好的耳机里隐隐约约飘出了爱乐乐团演奏的交响乐。

后来，洋不常在寝室里呆了，拎个书包早出晚归，风雨无阻，典型的孤军作战风范，也不知去哪。

我们终于觉得洋日渐陌生起来。这种陌生却又来自于洋在渐渐地向我们靠近。

日子又不知不觉地溜走，洋不知不觉地再次成为大家注目的焦点。原因是一些报刊上出现了洋的文章，这不啻是颗炸弹。大家搜罗这些报刊，认真研读洋的每个字，然后有人认定斧凿之痕太重。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洋手中握有一沓报刊掌权人的名片。但不管怎么说，洋的一举一动毕竟重新牵引了大家的视线，被视作孤高的缄默也成了洋脸上的一块黑纱，使洋的面目影影绰绰，平添几分神秘。

有几次我在自修教室看见了洋，仍独占一隅，桌上一大摞借来的书。惨白的灯光倾泻在洋身上，便感到洋越发显得陌生。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我在闹市区闲逛，蓦然发现了浓妆艳抹、肩披红绶缎带的洋，身处一大群妙龄少女之间，行进在大街上，散发着某种化妆品的广告宣传单，一脸的灿烂。洋显得很快活。

洋真的很快活吗？我以一种留恋的心情想到第一次打照面的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