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过手术的少年，一边抢救那位父亲，整个病房乱成了一锅粥。

少年的父亲是军人出身，他见过无数惊心动魄的场面，从来都是眼不眨心不跳，而此刻，面对着亲生骨肉，再也不能控制自己。事后我问他，他说也不知是为什么，反正他不能看到儿子受罪。

像这样的父亲何止一个。我曾在另一家医院见到过一位姓陶的年轻工人，他在一次施工中不小心从高楼上摔了下来，被送到医院抢救。他十多天一直处于昏迷状态，醒来后，发现面前站着一位白发老人，便问：“你是谁？”那人回答：“我是你父亲。”

父亲？小陶苦苦思索，怎么也记不起来。在他的印象里，父亲不老，而且是一头黑发。他哪晓得，就在他徘徊在死神门槛前时，竟把他那五十不到的父亲急成了一个白头老翁。

儿时常听外婆说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急白了头的故事，以为是外婆的创作，可望着小陶父亲那满头白霜，我确信外婆没有骗我。

在离我住处不远的一间小屋里，躺着一个叫戴小川的残疾少年。他的父亲是个老报人，从年轻时就背着儿子四处求医。一次他背着儿子在泥泞的小路上走了十几里。儿子感觉得到父亲胸膛里那颗心在剧烈地跳动，汗水顺着颈脖的皱褶直往下淌。他恨自己，怎么这样没用，给父亲带来这么大的麻烦，忽然冒出一句：“爸，电风扇来了！”说着撅起嘴巴对着父亲那汗漉漉的脖子猛吹起来，父亲再也忍不住，泪水和着汗水滴滴答答地洒在地上，融进了早春的泥泞。以后每谈起此事，父亲的眼睛里总闪出两点亮晶的东西，他说他对不起儿子，至今没治好他的病。

我一直忘不了那年在唐山采访时听说的一件真实的事。地震袭来时，墙倒屋塌，一块沉重的水泥板从天而降，屋里一对年轻的夫妻跃然而起，头顶头，肩搭肩，死死地坚持着，不为别的，因为在他们身下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当抢救人员赶来把婴儿抱走后，他们便再也无力支撑，水泥板轰然压下。

是谁给这对父母注入如此大的力量？是他的儿女。儿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为了这个延续，为了让儿女更好地活着，他们情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加崇高和伟大？

也许有的儿女片面地理解“生命既然开始，便已经走向死亡”他们毫不珍惜宝贵的生命，有意或无意识地将生命交给死神，轻而易举地就那么一甩手走了，但把父亲推进了无边的苦海。

我的一位同事是颇有影响的钢琴家，他的妻子早已离去。他和儿子相依为命地生活在一起，将一身艺术细胞传给了儿子，把他拉扯成人，送进了剧院。儿子也挺争气，很快适应了紧张的剧院生活。不料在一次装台的义务劳动中从顶棚跌下，当场停止了呼吸。剧院院长把儿子的父亲接了去，问他有什么要求，那位几次从昏迷中醒来的父亲把头摇摇，说想到儿子出事的地点看看。

那是一个寂静的冬夜，院长叫人把剧场的大门打开，领着他走到台前。父亲实在憋不住，一下子扑倒在儿子摔下来的地方，再也无力站起。

整个剧场空空荡荡，无声无息，一只只椅背像大海的波涛，在这苦难的父亲的胸中掀起了滔天的巨澜。至今，在那个家中，儿子住过的房间还完整地保留着。每天上班，父亲总得在门口轻轻说声：“儿子，再见！”回来时又说一声：“父亲回来了，儿子！”吃饭时，儿子坐过的桌边依然放着一双筷子，它正无声地向父亲诉说着他在另一个世界的一切。

我一直不敢从离我住处不远的那条街上走，不为别的，只怕看到一位伫立在街头的老人。他几乎每天都在人们下班的时间站在那里，面对着澎湃的自行车和人流，眺望着，等待着，寻觅着他那早已离开人间的儿子。

他的儿子是我的朋友，在一家大公司工作。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他在回家的路上碰上了一根断在地上的电缆，触电身亡。谁也不忍心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父亲，最后还是我去了。

我以为老人会失声痛哭，其实没有，他没有一滴眼泪。我想也许是年纪大了，见得多了，泪水早已干涸。许久，那位父亲才喃喃地自语：“不会的吧—”他不相信他那健壮如牛的儿子会突然离去，以为我在跟他开玩笑。

我不知老夫妻俩是怎样熬过那些揪心的日日夜夜的，只看见那位老父亲每日黄昏站在街头，目不转睛地盯着过往车辆。有好几次，竟突然大叫：“下来，儿子！你给我下来！”

所有人都为之一震。

大年三十，街上行人稀少。老人仍在寒风中苦苦地等待。我真想上前安慰他几句，可走了几步站住了。我能说什么呢？人世间还有什么语言能解除老人心中的痛苦？我默默地站着，远远地望着他那凄苦的身影，一直到夜幕降临，一直到除夕鞭炮四起的时分。

九泉之下的朋友，不知你可知道，你的父亲还在等你回去吃年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