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阳似火。细细碎碎的阳光洒满校园的林阴道，爱情的声音在我身旁响起：“这一切都是真的？当时你真的那么高兴和激动？”辛灵闪动着迷人的大眼睛。

“千真万确！在那一刻我听到了花开的声音，像阳光一样漫长，像流水一样悠扬，是我一生之中听到的最最美妙、无与伦比的声音！”我十分肯定地说。

5。我那首感伤的“宋词”

那是一些非常奇妙的日子，像我那种环境中长大的人能与一个书中才可见到的外国美人如此之近。

在北大的第一节课我其实什么也没有听进去。那是在一个可以容纳几百人的阶梯大教室，从贵州破败的希望学校考去的我，第一次到这么宽敞明亮的教室，我兴奋得早早地去坐在中间的第一排。老师是一个江浙一带的老先生，他讲得慷慨激昂，可我却一句也没有听清楚。等他转身板书时我转头向教室里张望了一下，那一望不要紧，那一望使我更不能专心听讲了，因为我看见整个教室就像一大锅八宝粥，红红绿绿的，色彩缤纷——黄种人、黑人、白人、棕色人，济济一堂。

安娜就坐在我的身边。但我有意地不去注意她，尽管我早就看到她是一个美丽的异族人。像我在那么一种生存环境中长大的人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卑和矜持。可是，下课了那些同学的神态和行为是各种各样的，比较张扬的是黑人同学，他们拿出篮球“嗖嗖”地传来传去。我还是坐在那儿，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以不变应万变。可是，这时安娜向我伸出了手，她说：“你好，我叫安娜。”我迷惑而尴尬地跟安娜握了手。过一会儿又上课后，我的眼光乜斜过去，我看见坐在旁边的安娜金发碧眼，初秋的阳光照进教室，她的脸上有一层浓厚的细细的金黄色的毛。那时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因为在此之前我对女性的了解是不多的，对女性的幻想也是比较古典的，可是面前的这位女性却跟我传统的想象大相径庭，她高大、丰腴，操英汉两种语言，笑起来的时候贝齿列列在目。

安娜是加拿大人，她是一位有教养的可爱的女性，在路上碰到她，她在十米的地方就粲出笑容，那笑容是慢慢地绽放开的，星眸闪烁，脉脉含情，在一米远的地方她才站住，亲切地向我问好，留给人一缕温馨和一个回忆。

我是怎么跟安娜接触起来的说不太清楚，好像是那一段日子中我不管走哪儿都碰见她。我到勺园去我从东边走过去，她就从西边走过来；我到教学楼去，刚推开一扇教室的门想进去，她就从里面打开门走出来；我到图书馆去，在寂静的地下室的书库里，我一转弯又看见她站在那里…

那是一些非常奇妙的日子，像我那种环境中长大的人能与一个书中才可见到的外国美人如此之近。那种境况中，自我感觉总是有些心旷神怡和一点居高临下。因为开始的那段时间我们一见面她总是要我充当她的老师，给她讲中国的古代文学。在未名湖畔，在博雅塔脚，我给她讲的中国古代文学当然是有选择的。因为给她讲解这些是很费力的，我往往是汉语、英语、眼神、手势一起上，但我感到安慰的是她的悟性很好。有一次，我给她讲柳永的《雨霖铃》：“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我是这样给她解释的：情人分离，痛苦不堪，遥想未来，苍茫一片；离愁别恨自古皆然，只是今后的世界是没有诗意的世界，只是今后的爱情是无法诉说的爱情。她听完竟幽幽地叹了口气说：“爱情真好，即使是失落的爱情也真好。”她说这话时我觉得她非常妩媚，那是一种奇异的妩媚。

一转眼那个学期就结束了，安娜回到她加拿大渥太华的家里去了，我也回贵州老家去过年了。寒假过完又相聚时，安娜居然变得情意绵绵的了，她给我带来了一件礼物，那是一把加拿大北部的山民的小刀，非常精美；我也给她带了礼物，那是一小罐贵州的特产：独山腌酸菜。安娜很惊喜，她惊喜的是那个古色的陶瓷的罐子和玲珑的竹篮，但是我那时却有些担心，她是否喜欢腌酸菜那味道。之后我问她，她踌躇地努力地选择着词汇说：“那味道…很有意思，很特别。”我心里不得不承认她的回答是很优雅的。菜不知怎么处理的，后来她把那罐子和竹篮留下作装饰品，一看见这些东西，我就想起“买椟还珠”这个成语。

那个春天我每天都跟安娜在一起。我们一起到中国美术馆去看中国第一次人体美展，她说：“中国女人的人体很美。”我懵懂地回答：“你也很美。”她说：“谢谢。”我们一起到王府井旁的小吃一条街去吃那些美食，她提议为了多吃一些品种我们每样只买一份，一起吃。我尽管觉得那样很别扭，但是也实在盛情难却。我们一起到北京音乐厅去听交响乐，她到那地方去总是要刻意地修饰自己，惊人的美丽。她对我说：“这是对音乐的尊重。”每天跟她在一起，自然逃不过同学们的眼睛。那时同寝室的老三已开始在外面发表小说，经常出去参加那些期刊举办的笔会，让大家羡慕不已。但是，同寝室那几位弟兄对我说：“我们对老三的羡慕是‘低档次’的，我们对你的羡慕是‘高档次’的。”

那年春末夏初，父亲千里迢迢地赶到了北大来看我。父亲到我们寝室时是下午，同寝室的那些弟兄都围着父亲嘘寒问暖。这时安娜用她那奇怪的汉语发音在窗外亲亲热热地叫我的名字，我那时有些怔住了，同寝室的那几个家伙脸上也显出心怀叵测的笑容。父亲站了起来，他一走到窗前就看见了下面的安娜。安娜那天穿一件背心，露着胳膊和肩膀，扬着头一脸的灿烂。我赶紧跑出去支走了安娜，等我跑回来时父亲已经坐下了。父亲是个中学教师，他的人生阅历使他一下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对我什么也没有说。

父亲住在北大旁边的畅春园饭店。我觉得既然已经被父亲看到了，逃避也不是办法，索性带着安娜正式去拜见父亲。去之前我委婉地告诉安娜不能穿那种太暴露的背心，安娜倒是善解人意，立即回去换了一套衣服，可是她换来的衣服却让我哭笑不得，她穿的那一件大红花的旗袍，在她身上实在是不伦不类。但我想不能过分的要求，我也知道安娜如此打扮其实也是一种良苦用心的慎重。安娜对于去拜见我父亲表现出一种欢天喜地的激情，但遗憾的是父亲是个沉默的人。父亲的话说得很少，只是对我的翻译表现出一些兴致。那天晚餐父亲留我们在那儿吃饭，父亲是个节俭的人，那天的晚餐也不例外，只要了四五个菜，用餐时很好，但用完餐结账时却出了点小麻烦，父亲付账时安娜也拿出了钱包，她对我说：“我应该付多少？”我那时有些急了，忙用英语对安娜说：“你不用付账。是我父亲请客。”父亲后来对安娜说：“大饭店里的东西都大同小异。欢迎你今后有机会到贵州去，那里有很多食品是你没有吃过的。”

父亲在北京玩了几天就回贵州了，但父亲最后那句没什么实际意义的客气话，被安娜记住了。安娜认为那是父亲对她慎重的邀请，安娜说如果可能的话明年夏天随我到贵州去，我注意到安娜的措辞，她说的是“如果可能的话”我装作没有在意。

一转眼到了暑假。那个暑假我没有回去，每天都跟安娜在一起。那是我人生中最浪漫的时光了。有时，我在安娜的小套间的里间看一本杂志或赶一个稿子，安娜在外间煮咖啡，在浓郁的芳香中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好像这样的日子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万年，我们是从来生活在一起的…

那个假期我们一起到海淀剧院去看了很多电影。记得我们看的一部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大海边沙滩上的树阴下，一个男子看着一个美人，对她说：“你对做爱有兴趣吗？”这个让人脸红心跳的情节遭到我猛烈的攻击，安娜聪明地对此不置一词。她问我中国人是怎么表情达意的，我那时确实没有什么经验，我只能拿书上看来的那些东西对她卖弄——中国人谈恋爱首先是眉目传情，送秋波，再借书还书，几次之后在书里夹张电影票或情书，最后才说句很重要的话“我爱你”；如果顺利的话再洞房花烛夜——这是基本程序。这样讲问题就出来了，安娜首先要我送个秋波给她看，这可难坏了我，我只能给她学术性地这样解释：“所谓秋波是女性在特别的时空和特别的情感下，对特别的男子一种特别的眼神，是女性生理和心理的一种自然现象。男性没这功能。”安娜回到宿舍后就坐在沙发上练习送秋波，我看着她的那双蓝眼睛，她的眸子在眼眶里四处打转，定了下来却又变成了对对眼…

但是我终究没有对安娜说那句话，因为我不知道那句话是用英语说还是用汉语说。用英语说显得太轻佻，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用汉语说又显得太庄重，千钧重担从此压在肩头。这就像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说的：英语的“我爱你”和中文的“他妈的”差不多。